提起1983年的严打，除了被打击人的亲属，大概别人快忘记了。毕竟过去了快三十年，早已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当年抢顶帽子就兴许毙了，如今抢个楼盘、抢座矿山也是波澜不惊。
那年，我正在东北一个地方的刑警队当个小头目，碰上全国严打，没日没夜的忙。看守所一下子满了，恶势力不敢抬头，社会清静了许多。犯人里有个年轻小伙，清秀的面孔，一副学生模样。其实他就是中途辍学的，在家缺少管教，跟着街头的混混们乱跑。一次几个人合伙抢军帽，他跑得慢，抓了进来。进来了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见人就问哪天放回家，妈妈等得急死了。他不知道共和国正在严打，不知道抢了一顶帽子就是毁我长城，不知道严打办主任执意要处决他，只是办案的法官还坚持顶着。一个阴冷的早晨，我随行刑队去了法场。那次毙了38个，多是鸡鸣狗盗之徒。我没有见到他，听说躲过了这一劫。我知道，运动过了他的命就保住了，不过是个孩子，不过一顶帽子。
这段说的不是我，是一位旧时同窗的口述。他后来升至某市公安局长，办案无数。这两年不时传来严打的声音，他又想起了那孩子。自然，此严打非彼严打，但当年运动的滋味又泛了上来。
跟运动连在一起的，有一个词儿叫大义灭亲。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大义灭亲，看旧戏《赤桑镇》，包公铁面无私，斩了为非作歹的亲侄儿包勉，任老嫂求情、斥责都不动摇。后来在连绵不绝的运动中，大义灭亲被磨成了一把刀，为了阴谋、私利或虚幻的信念和理想，把亲情与人性一齐斩了。眼下《刑事诉讼法》正修订，有专家说以后都亲亲相隐，流传了千百年的大义灭亲终被抛弃。细看条文，却只是在一般刑案庭审时，免除了直系亲属当庭作证的义务，没说别的。让儿子当庭指着鼻子揭发老爸罪行累累，确实太过残忍，已为现代司法所不容；但急不可耐地痛斥大义灭亲，未免为时过早。弟弟打工挣钱供哥哥上大学，一时贪念偷窃了室友4万元。警察设下圈套，动员哥哥打电话骗来弟弟，抓捕了他。前些年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每个人听了心痛，区区4万元的案子就毁了兄弟情。但是这故事还有续集。弟弟获得轻判和减刑，出监后努力上进入了学；他不但谅解了哥哥，而且说：如果没有那次归案，自己将一辈子亡命奔逃。大义看似害了他，实则给了他新生。
社会公义需要全体公民来守卫，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私情私利当然要保护，但是当社会公义为此而避让或受损时，我们自应怀有谢意和敬畏。罪恶可以在私情襟下躲藏一时，但必有见光之日；大义不言灭亲，但大义必须维护，那是社会大厦的支撑。
公民群起守卫社会公义，被一些人讥为民意审判或舆论审判，实则天大的好事。司法自应独立，但不能对汹涌的民意置若罔闻。西方一些国家为什么设了陪审团，对某些刑案由一群毫无法律知识的乌合之众决定罪或非罪?他们的思路是：对案情的基本判断，最需要的恰恰不是极为理性的冷峻，而是一般人的常识感觉，因为后者更有可能贴近案情的实质。法治去除了精英化，才能走向民主。
朱仝因为李逵劈死小衙内，一直要跟那黑厮拼个你死我活；恶徒李昌奎倒提双脚摔死幼童，我们的法官却选择了慈悲为怀。他们拿着那根法律的准绳量过来、量过去，真不如把绳子交给朱仝裁一回。
有些法官不知怎么，总和百姓拧着劲儿；好像钻进法律太深，出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