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文化发展标语汇聚50条

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一部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祥子是旧社会劳苦大众的代表人物的小说。

摘要：本文从文化角度出发，对《骆驼祥子》中的几种称谓的使用情况作了一些初步的归纳和分析，并且试图通过一些较为典型的例证对称谓的汉英翻译问题作一点探讨。

关键词：文化语境《骆驼祥子》

【第1句】：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转换过程。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怎样实现从源语到的语的过渡，必须注意文化的差异性。在文学作品中，称谓是把握人际关系的一把钥匙，关于文学作品称谓的翻译已经有过许多争论，但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永远都是比较公认的判断标准。译文从内容到形式要做到忠于原文，必须注意到东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差异，做到正确地理解与准确地表达。

【第2句】：文化与称谓的翻译

王佐良认为：“翻译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翻译是两种文化的比较。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包惠南与包昂认为：“在中国社会交往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称谓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中的都很讲究。称谓数量众多，文化蕴涵丰富，与英语称谓数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文学作品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交际双方的年龄、性别、亲疏关系、角色身份、社会地位、情感好恶乃至说话场合等情况。”在《骆驼祥子》原文中，作者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称谓语、社会称谓语和亲属称谓语等。下面主要讨论三种不同的称谓的翻译使用。

【第1句】：描述性称谓语在《骆驼祥子》中的使用与翻译。汉语文学作品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抒发说话者或描述者的情感或增强语言艺术感染力而使用描述性称谓语。我们在进行汉译英时应该把其亲昵，善恶，讽刺或辱骂等的情感意义给译出来。《骆驼祥子》中的称谓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汉译英时必须慎重考虑中英文化因素，既要保留该称谓在源语中的文化内涵，又要符合译入语的传统习惯。

例如：把铺盖放下，手扒在墙头低声叫：“老程!老程!”老程是王家的车夫。(老舍《骆驼祥子》)

“OldCheng!”hecalledsoftly，“OldCheng!”OldChengwastheWangs’rickshawman(施晓箐译)

此句中采用了尊称。自苦以来，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名分尊卑，有着尊敬前辈、尊敬老人的优良传统，使用“老+姓(+同志或师傅)”的表达方式。如：此句中的“老程”，明白了这一文化特征，我们就不会将“老程”错译成“LaoCheng”了，进行翻译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其情感、语用功能与表达效果。

【第2句】：社会性称谓语在《骆驼祥子》中的使用与翻译。一般说来，通称、职务称谓语、职业称谓语、姓名称谓语、拟人亲属称谓语和恭敬称谓语在汉译英时都采用直译的方式。

例如：“啊，孙排长!”祥子想不起来。(老舍《骆驼祥子》)

“Ah，lientenantSun!”Xiangzididn’trememberhim.(施晓箐译)

但是在交际活动中，不同的社会称谓语的使用通常体现了对话之间的生熟、亲疏、喜恶、心态等，汉译英时应仔细体会，斟酌词句，以准确传达称谓者的语气。

【第3句】：亲属称谓语在《骆驼祥子》中的使用与翻译。汉语中人们常使用亲属称谓语来称呼非亲属对象，如使用“大哥”、“大嫂”、“大婶”、“大爷”等，这种称谓不仅在熟人之间、朋友之间普遍使用，即使在马路上向陌生人问路，也都可以这样称呼。当人们使用这种称谓语时，这类称谓语已经失去其本身所具有的指示意义，而具有了内涵意义，这是汉语称谓礼仪中的一大特点，英语中则没有这种做法，反应在语言上就没有对等的表达，汉译英时要注意“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原则。

例如：他想把这个宝贝交给张妈―一个江北的.大脚婆子。(老舍《骆驼祥子》)

HedecidedtogivethistreasuretoNannyZhang，awomanwithunboundfeetfromnorthernJiangsu.

在《骆驼祥子》时代，“张妈”是主人对女仆、女佣的礼貌称呼，“妈”已失去了基指示意义或守面意义“NannyZhang”准确译出了“张妈”的真实身份，而且可能让英语读者误解为一个人的姓名，因此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处理这类称谓时，必须小心谨慎，做出恰当的选择以明确称谓对象的身份。

【第3句】：结论

在人际交往中，称谓的使用体现双方的关系，同样在文学作品中，称谓是把握人物关系的一把钥匙，如何使译文得体，如何使翻译称谓语时不出现原作文化色彩的丧失，读者理解译入语时不出现困难，我们在进行汉英翻译时必须做到“忠实”，使译文忠实于社会文化背景，忠实于对象，忠实于场合。《骆驼祥子》中的称谓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如何准确地将其翻译成英语，文化因素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因此，我们去翻译时既要保留源称谓在源语中的文化内涵又要符合译入语的传统习惯，称谓语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的转移，称谓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之一，其翻译只有从社会文化的视点出发综合其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才能真正做到译文忠实于原文。

参考文献：

[1].沈育英：《论译者作为文化操作者》，《外语者学》，2003。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29。

[3].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外文出版社，2004。

[4].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从文化史角度看《诗经》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

随着古今对于《诗经》认识的变化，《诗经》学术史的建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战国时代直到清末的两千多年，《诗经》一直被奉为神圣的经典，关于它的学术史也被纳入经学史，成为经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以后，对于以《序》、《传》为代表的传统《诗经》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并认定《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一定位的根本要点是彻底否定其经学身份而突出强调其文学特质，受这一观点的支配和影响，20世纪出版的几部《诗经》学术史的构成框架基本上是以《诗经》的文学研究为中心而辅以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的模式。

最近出版的刘毓庆、郭万金的《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在《诗经》学术史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创新精神，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史论”的创新起于对研究对象的界定。“《诗经》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的基质，属于传递先民心灵信息的文学;“经”是她的文化角色，是体现封建文化正统的精神武器。“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结合全书的论述可以知道，这里的“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除了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封建意识形态之外，更有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亦即全民族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质。《诗经》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元典，其意义和价值，除了“要为社会的永恒稳定构建和完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还表现在建构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塑造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上。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出发建构《诗经》学术史，不但超越了宣扬先王教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古代经学史，而且也不同于以文学研究为中心辅以其他有关学科研究的《诗经》学术史，而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

作者从新的视角和思想高度出发，对学术史上的很多问题都做了新的阐释。例如，从华夏文化承传的意义上审视孔子编《诗》，认为《诗》的编定是奠基这个“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最重要的一步工程，标志着它们的正式确立。又如，对于《诗序》的以“美刺”为核心的诗歌评价体系，以前的学术史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于将诗歌作品政治化和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解释予以彻底的否定，但“史论”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倡导文艺对政治的干预，是“诗人自觉地以诗为武器，对不良行为和风气进行批评、对美好事物进行颂扬”，并把它作为儒家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予以肯定。

解诗视角由文学转向文化，极大地开拓了学术史研究的视野，作者注意到学术史发展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诗学观念和解诗重点变化的时代政治思想原因。例如，为了适应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汉儒对《诗经》的解释，特别注意“与当代政治及社会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由单纯的“经义”疏解和阐释发展到把诗义作为行为准则落实于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明经致用”直接导致了从“经学”到“经术”的演变。《诗经》学术史上的这一重要变化，从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使经典研究与政治方略的炮制融为一体，为两千多年儒学思想的与时推移起到了典范性作用”;而从道德精神发展的角度看，则是缩短了经典与当代人生的距离，发挥着精神导向的积极作用。

作者认为，“为了引导现实政治与人生”，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古代的经学家对《诗经》作的是“适合时代需要的阐述和理解”，是《诗》的.“现代性”诠释。由于这种“现代性”诠释是文献精神与现实的结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所以才能够承载政治思想的与时推移和道德精神的塑造承传的历史重任。

拓展：

《诗经》简介

【第1句】：《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305篇。《诗经》本名《诗》或《诗三百》。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故称《诗经》。

【第2句】：《诗经》按音乐性质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是民谣、土乐，有十五国风，106篇，大多数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根据音节、律吕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

“颂”多采用庙堂祭祀舞曲，有商颂、周颂、鲁颂，共40篇。

【第3句】：《诗经》的艺术手法，前人曾概括为赋、比、兴。据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一书中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赋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就是比喻;兴是先借用别的事物或所见的眼前之景起头，然后引出要歌咏的人或事。赋、比、兴是前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总结，其实《诗经》的艺术手法远不止这三方面。

【第4句】：《诗经》以四言为主，节奏简约明快;常用重章叠句，情致回环往复;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灵活地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写景抒情极富艺术感染力。语言质朴优美，韵律和谐悦耳。

【第5句】：《蒹葭》选自《诗经》里的《秦风》，是十首秦风中的第四首。秦，国名，其地即今天陕西、甘肃部分地区。

从道家文化角度看《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意境雄伟，变化惝恍莫测，缤纷多采的艺术形象，新奇的表现手法，向来为人传诵，被视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从道家文化角度看《梦游天姥吟留别》。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从道家文化角度看《梦游天姥吟留别》

摘要：《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的重要作品之一，诗中意象多与道家有关，流露出李白对神仙方术的追求。诗人一生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在郁郁不得志的时期更是向往自由的仙人生活。

关键词：道家;李白;自由

《梦游天姥吟留别》作于天宝年间，一般认为是李白从布衣而卿相的梦想破灭，被玄宗赐金放还的次年(公元745年)所作。这首诗类似游记，记录了一个梦境。是李白中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天宝元年八月，李白奉诏如京，是为二入长安。他以为辅佐天子济苍生安社稷的志向可以实现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长安，玄宗对他颇为礼遇，命待诏翰林(唐玄宗时多选用文学士人，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初期，李白多次陪皇帝宴游，奉命制作诗赋。不久，他就感到厌倦，玄宗的所作所为并非他想象中的圣明天子，自己的进谏也不被采纳。于是常跑到长安市中买醉遣愁，久而久之玄宗就疏远了他。李白也知已不为朝廷所容。便于天宝三年上书请求“还山”，玄宗也就顺势批准了。回到山东，李白大病一场。病愈后就有了越中之行。在越中之行前夕，李白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作为告别东鲁朋友的纪念。

李白家乡川西地区是我国道教发祥地，东汉顺恒二帝时期，张陵在四川大邑开创了五斗米道，从此道教就扎下了根，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少年时的李白肯定受了影响。相传李白曾拜当时颇有名气的大隐士、纵横家赵蕤学习击剑和书法。

之前已提到《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出游前写的，可见并不是身临其境后的纪实，仅是一种“不出户，知天下”的精神漫游。诗人并不桎梏于生活的真实，就算没有实地游览，也要在梦中去，实质是诗人热烈向往那种神仙世界和仙人生活。这就是诗人道教理想的具体化表现。

开头，“海客”“越人”两句象征摆在李白面前的两条人生道路：一是出世求仙，二是人世从政。相比之下，前者有些虚元缥缈，后者虽困难重重，却比较现实。“天姥连天向天横”一句连用三个“天”字。李白不是不知避复，而是有意重复。在封建社会，“天”自然指天子朝堂。“一夜飞度”则是指李白二入长安，“身登青云”。从“熊咆龙吟”到“丘峦山崩”诸句反映的是诗人已经发现了朝廷上的黑暗面而感到失望痛心。诗人既借梦游象征二入长安，那么梦醒就是象征对朝廷幻想的破灭，所以醒来后嗟叹不已。入朝从政毕竟是他一生的梦想，诗人既感惋惜，又觉无可奈何，只好自我排遣。最终诗人下定决心：要和朝廷彻底决裂，我追求自己的自由世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读到这里仿佛看见了诗人坚毅的面庞，悲愤的'眼神，高昂的头颅……

诗中有几个重要意象和道教文化有关，值得赏鉴。瀛洲：《列子・汤问》记载，“渤海中有五座山，一日岱舆。二日员峤，三日方壶。四日瀛洲，五日蓬莱。”此处表明，“瀛洲”本是他所向往的理想之地，然而难求才退而求其次梦游天姥的。梦中见到高山象征着梦者必须克服重重障碍，若有勇气登上高山，便克服了惧怕，战胜了自己。神仙：道教的理想人格。“仙”一般指具有超越凡人功能的特异人物。梦见仙象征原始能量和前往超意识感觉的道路，代表梦者的某种性格，即不受控制和约束，自由自在对现实状况做出反应和回答。鹿：相传神仙喜骑白鹿。动物在梦里象征只能靠直觉理解的那一部分性格。鹿代表高尚和骄傲。这三个意象都与道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传达着诗人向往仙界的心理。

李白所写的自然景物有独特之处，其中融合了诗人的感情、愿望和美学理想，反映了诗人的灵魂、情操和爱好。李白的想象力一直令人惊叹，他不是从自然景象的外貌作静止的描摹，而是透过外貌以景象内在的生命作为描写的对象，他笔下的风景不是死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跳动着的生命。诗人的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性格特征往往就是诗人自己性格特征的体现。鲜活的生命力也是诗人自身拥有的，李白的作品一直流露着积极向上昂扬的精神。

从李白描写大自然的特点不难看出《梦游天姥吟留别》反映的诗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愤懑。诗人离开长安，云游四海，貌似逍遥超脱，其实内心酸楚失落。于是利用道教理想描绘了一幅仙人胜境，也是鼓励自己超脱现实、坚定追求无拘无束境界的一种方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白作品中关于梦境和幻想的描写与消极浪漫主义有本质区别。在消极浪漫主义者的作品中，梦境和幻想被用来作为拒绝生活、逃避现实的防空洞，而李白则用来加强现实生活的反映。在他所描写的梦境与幻想中，同样可以看到现实的美与丑，同样含有诗人鲜明的爱憎态度。梦境其实就是现实生活在作者思想中强烈的反映。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浩然气势使之成为千古名句。在李白诗中，我们看到古人怎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并从这些理想的反面认识到旧社会的黑暗丑陋。把理想中的自由光明与现实的阴暗肮脏对比后，诗人仍然发出了最响亮的抗争口号。李白的性格是笔者欣赏的，他有一颗纯洁又绚丽的心。他自由奔放如滔滔江水，他的才情绚烂耀眼，为世人惊叹。最难得的是他出淤泥而不染，面对朝中污浊，他虽无力改变，但也绝不同流合污。他的离开、他的诗句、他追寻仙人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诗人的反抗。有时候，其他的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就连结果都不是那么重要，只有人的那一点坚持自我、坚持斗争的精神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从李白道家文化角度看《梦游天姥吟留别》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古体诗。此诗是李白离开长安后第二年写的，是一首记梦诗，也是游仙诗。诗写梦游仙府名山，着意奇特，构思精密，意境雄伟。感慨深沉激烈，变化惝恍莫测于虚无飘渺的描述中，寄寓着生活现实。

摘要：《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的重要作品之一，诗中意象多与道家有关，流露出李白对神仙方术的追求。诗人一生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在郁郁不得志的时期更是向往自由的仙人生活。

关键词：道家;李白;自由

《梦游天姥吟留别》作于天宝年间，一般认为是李白从布衣而卿相的梦想破灭，被玄宗赐金放还的次年(公元745年)所作。这首诗类似游记，记录了一个梦境。是李白中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天宝元年八月，李白奉诏如京，是为二入长安。他以为辅佐天子济苍生安社稷的志向可以实现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长安，玄宗对他颇为礼遇，命待诏翰林(唐玄宗时多选用文学士人，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初期，李白多次陪皇帝宴游，奉命制作诗赋。不久，他就感到厌倦，玄宗的所作所为并非他想象中的圣明天子，自己的进谏也不被采纳。于是常跑到长安市中买醉遣愁，久而久之玄宗就疏远了他。李白也知已不为朝廷所容。便于天宝三年上书请求“还山”，玄宗也就顺势批准了。回到山东，李白大病一场。病愈后就有了越中之行。在越中之行前夕，李白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作为告别东鲁朋友的纪念。

李白家乡川西地区是我国道教发祥地，东汉顺恒二帝时期，张陵在四川大邑开创了五斗米道，从此道教就扎下了根，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少年时的李白肯定受了影响。相传李白曾拜当时颇有名气的大隐士、纵横家赵蕤学习击剑和书法。

之前已提到《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出游前写的，可见并不是身临其境后的纪实，仅是一种“不出户，知天下”的`精神漫游。诗人并不桎梏于生活的真实，就算没有实地游览，也要在梦中去，实质是诗人热烈向往那种神仙世界和仙人生活。这就是诗人道教理想的具体化表现。

开头，“海客”“越人”两句象征摆在李白面前的两条人生道路：一是出世求仙，二是人世从政。相比之下，前者有些虚元缥缈，后者虽困难重重，却比较现实。“天姥连天向天横”一句连用三个“天”字。李白不是不知避复，而是有意重复。在封建社会，“天”自然指天子朝堂。“一夜飞度”则是指李白二入长安，“身登青云”。从“熊咆龙吟”到“丘峦山崩”诸句反映的是诗人已经发现了朝廷上的黑暗面而感到失望痛心。诗人既借梦游象征二入长安，那么梦醒就是象征对朝廷幻想的破灭，所以醒来后嗟叹不已。入朝从政毕竟是他一生的梦想，诗人既感惋惜，又觉无可奈何，只好自我排遣。最终诗人下定决心：要和朝廷彻底决裂，我追求自己的自由世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读到这里仿佛看见了诗人坚毅的面庞，悲愤的眼神，高昂的头颅……

诗中有几个重要意象和道教文化有关，值得赏鉴。瀛洲：《列子・汤问》记载，“渤海中有五座山，一日岱舆。二日员峤，三日方壶。四日瀛洲，五日蓬莱。”此处表明，“瀛洲”本是他所向往的理想之地，然而难求才退而求其次梦游天姥的。梦中见到高山象征着梦者必须克服重重障碍，若有勇气登上高山，便克服了惧怕，战胜了自己。神仙：道教的理想人格。“仙”一般指具有超越凡人功能的特异人物。梦见仙象征原始能量和前往超意识感觉的道路，代表梦者的某种性格，即不受控制和约束，自由自在对现实状况做出反应和回答。鹿：相传神仙喜骑白鹿。动物在梦里象征只能靠直觉理解的那一部分性格。鹿代表高尚和骄傲。这三个意象都与道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传达着诗人向往仙界的心理。

李白所写的自然景物有独特之处，其中融合了诗人的感情、愿望和美学理想，反映了诗人的灵魂、情操和爱好。李白的想象力一直令人惊叹，他不是从自然景象的外貌作静止的描摹，而是透过外貌以景象内在的生命作为描写的对象，他笔下的风景不是死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跳动着的生命。诗人的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性格特征往往就是诗人自己性格特征的体现。鲜活的生命力也是诗人自身拥有的，李白的作品一直流露着积极向上昂扬的精神。

从李白描写大自然的特点不难看出《梦游天姥吟留别》反映的诗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愤懑。诗人离开长安，云游四海，貌似逍遥超脱，其实内心酸楚失落。于是利用道教理想描绘了一幅仙人胜境，也是鼓励自己超脱现实、坚定追求无拘无束境界的一种方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白作品中关于梦境和幻想的描写与消极浪漫主义有本质区别。在消极浪漫主义者的作品中，梦境和幻想被用来作为拒绝生活、逃避现实的防空洞，而李白则用来加强现实生活的反映。在他所描写的梦境与幻想中，同样可以看到现实的美与丑，同样含有诗人鲜明的爱憎态度。梦境其实就是现实生活在作者思想中强烈的反映。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浩然气势使之成为千古名句。在李白诗中，我们看到古人怎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并从这些理想的反面认识到旧社会的黑暗丑陋。把理想中的自由光明与现实的阴暗肮脏对比后，诗人仍然发出了最响亮的抗争口号。李白的性格是笔者欣赏的，他有一颗纯洁又绚丽的心。他自由奔放如滔滔江水，他的才情绚烂耀眼，为世人惊叹。最难得的是他出淤泥而不染，面对朝中污浊，他虽无力改变，但也绝不同流合污。他的离开、他的诗句、他追寻仙人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诗人的反抗。有时候，其他的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就连结果都不是那么重要，只有人的那一点坚持自我、坚持斗争的精神才是最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