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期转正工作小结怎么写，要一百个字谢谢，很急
的领导：我于2007年9月成为公司的实习生，天6个月实习满，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现申请转为公式员工。
初来公司，曾经很担心不知该怎么与人共处，该如何做好工作；但是公司宽松融洽的工作氛围、团结向上的企业文化，让我很快完成了从学生到职员的转变。
在轮岗实习期间，我先后在各个部门的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
这些部门的业务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和我的专业知识相差也较大；但是各部门领导和同事的耐心指导，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了公司的工作环境，也熟悉了公司的整个操作流程。
在本部门的工作中，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及时做好领导布置的每一项任务，同时主动为领导分忧；专业和非专业上不懂的问题虚心向同事学习请教，不断提高充实自己，希望能尽早独当一面，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初入职场，难免出现一些小差小错需领导指正；但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这些经历也让我不断成熟，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杜绝类似失误的发生。
在此，我要特地感谢部门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入职指引和帮助，感谢他们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的提醒和指正。
经过这六个月，我现在已经能够独立处理公司的帐务，整理部门内部各种资料，进行各项税务申报，协助进行资金分析，从整体上把握公司的财务运作流程。
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处理问题的经验方面有待提高，团队协作能力也需要进一步增强，需要不断继续学习以提高自己业务能力。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半年来我学到了很多，感悟了很多；看到公司的迅速发展，我深深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更加迫切的希望以一名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公司一起成长。
在此我提出转正申请，恳请领导给我继续锻炼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
我会用谦虚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为公司创造价值，同公司一起展望美好的未来
申请人：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毛泽东、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为什么说男怕初一女怕十五
所以忌讳此时生的孩子，说是长大妨父母。
河南一带有俗语：“ 男怕初一，女怕十五。
”初一是年节，年节出生的男孩，命大。
过年不能打骂小孩，所以这孩子将来父母不敢管教，会妨父母的。
正月十五，是元宵灯节，正是观灯的时刻，女孩这时出生，大人不能观灯游赏事小，还恐怕女孩生在这个时辰，长大了会贪玩耍，无管教，成为一个“疯丫头”，克伤父母。
据说，民间曾有把正月十五出生的女孩儿抛弃不要的事情。
\ “五月五日生子不举”，在中国民间的影响是很普遍、也很久远的。
\ 据《风俗通义》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又据《史记?孟尝君列传》所云，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原因是，“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
而《西京杂记》又云：“俗谚举（五月）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母。
”民间还 一种说法，是说这一天出生的人，因五、户、父、母，同音，所以有妨于“门户”，有害于父母。
男克其父，女克其母，实际上，整个五月，旧时民间都认为是恶月，五月五日又称“五毒日”，是不吉祥的。
这一天生下的孩子，或有“五毒”转生、投胎之嫌，故而民间这一天中常有弃婴、溺婴之举，实为迷信所害。
这一习俗的影响，也曾达于上层社会，如《世说新语》、《孝子列传》、《宋书》、《唐书》等典籍中都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记载，据说因为此俗的“威力”，连五月五日出生的宋徽宗也不得不隐匿自己的生日，而改作十月十日出生，并定为“天宁节”。
当然，这一禁忌本来是毫无科学道理的事情，所以，古时就有人反对过它，如孟尝君。
如今，就更无多少人还相信它了。
\ 七月十五日，旧时俗称“鬼节”，民间有放河灯的习俗。
俗以为这天是野鬼还阳的日子。
这天出生的婴儿，多半都是野鬼托着莲花灯转世投胎而来的。
这日生的孩子长大后不好管教，会克害父母，北方多有此说。
河南林县还有七月十五日是牛、驴、骡、马生日的说法，大概以为野鬼在这一天多数转生为牲畜而为人们效力了吧。
人们在这一天不役使牲畜，还要善待之。
而民间，也就因此而忌讳说人是七月十五日出生的了。
只有开玩笑、骂人时，才说：“你是七月十五日生。
”可见七月十五日出生是人们非常忌讳的事情。
美好．．．． 的感言： 谢谢你
一篇蒋介石的词作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但我帮你摘录了老蒋部分词作，供你参考。
述 志 ——中华民国前三年留学日本题赠表兄单维则以近照——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尽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穷理研几之联 穷理於事物始生之处 研几於心意初动之时 海滨口占韵语一则 明月当空，晚潮怒汹，国事混蒙，忧思忡忡。
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
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雪山名胜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
养正气之联 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更衣亭题字 其介如石 沉潜仁义之联 从容乎疆场之上 沈潜於仁义之中 福州军幕中所作箴言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过恶满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后，庶葆天真。
生活生命之联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 操心虑患之联 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 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 常平站感吟一绝 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鴞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挽 总理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星。
横额曰：「高明配天，博厚配地」。
挽阵亡将士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讨逆立功先我死，冲锋摧敌尽人惊。
」 横额题：「主义之花」「革命结晶」「死而荣」 四十岁生辰感言 ——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於江西奉新—— 德学功业，一无所成，马齿徒增，盛名虚拥，上不克完成 总理使命，下未能报答父母深恩，负疚良深，可不自勉乎
（按：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系农历九月十五日） 出发校阅撰歌二则 其一曰：五月三日是国仇，国亡岂许尔优游，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快来共奋斗，革命革命，牺牲牺牲，黑铁赤血，求我国家独立平等与自由，独立、平等，中华民国乃得真自由。
其二曰：北伐虽完志未酬，男儿壮志报国仇，报国复仇在革命，革命未成死不休。
气节千载一日； 精神万古常新。
挽谭延闓 持颠扶危，一片苦心垂党国； 忧时悯世，千秋公论在人寰。
游峨眉口占 朝霞映旭日，梵贝伴清风；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
（游金顶有感） 步上峨眉顶，强消天下忧；逢寺思慈母，望儿感独游。
（自金顶下山，回新开寺） 挽天主教雷鸣远神父 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 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大中华歌 战胜强权，复兴中华。
协和万邦，威振迩遐。
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平等自由大中华。
民族解放，民权吐葩。
民生乐利，自由开花。
实现三民主义，建立富强康乐大中华。
五权并立，五族一家。
民国万岁，宪政孔嘉。
厉行五权宪法，建立统一独立大中华。
挽戴笠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六三自箴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台北—— 虚度六三，受耻招败，毋恼毋怒，莫矜莫慢。
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
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四 箴 法天自强箴 中和位育 乾阳坤阴 至诚无息 主宰虚灵 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主敬立极 克念作圣 养天自乐箴 澹泊冲漠 本然自得 浩浩渊渊 鸢飞鱼跃 瀀游涵泳 活活泼泼 勿忘勿助 时时体察 畏天自修箴 不睹不闻 慎独诚意 战战兢兢 莫现莫显 研几穷理 体仁集义 自反守约 克己复礼 事天自安箴 存心养性 寓理帅气 尽性知命 物我一体 不忧不惧 乐道顺天 无声无臭 於穆不己（编者按：三十四年六月， 蒋公有五箴之作，来台后修改如上） 阿里山祝山观日出 云海云山云面寺； 道天道地道中人。
联 语 千秋气节久弥著； 万古精神又日新。
建党六十周年书匡复中华的起点； 重建民国的基地。
挽胡适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挽陈辞修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觞，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风雨重阳后，同舟共济时。
青松开霁色，龙马动云旗。
云写松态，风写松涛。
春瞻松色，山羡松高。
青松自若，天意为劳。
父题母画 雪筠彰清节，耸翠傲岁寒。
林语堂对于小品文都有哪些主张
墓碑上所刻碑文，字的大小也要符合鲁班尺上的吉祥数字。
通常大字10cm或
【第10句】：5cm，小字3cm或4cm之间。
10cm进宝。
【第10句】：5cm纳福。
3cm财旺。
4cm登科。
这些字的大小与碑身比例协调，又寓吉祥之意。
墓主的家人，在心理上从中可以得到慰籍。
墓碑的石材选用，过去的大理石汉白玉，经不起风雨，极易风化。
而今已被材质精美，有亮度和硬度的花岗岩系列所顶替。
在色彩斑斓，材质坚固的花岗岩中，较受客户青睐的有印度红、珍珠白、山西黑。
印度红，象征着高贵、华丽、火红的年华，辉煌的事业；珍珠白，象征着纯洁、淡雅、绚丽的人生、不尽的哀思；山西黑，象征着庄严、凝重、不朽的精神、深切的怀念。
墓碑的书写，其内容比较丰富。
包括风水情况、籍贯、姓名、身分、生卒年月日、子孙、立碑人、安葬或重葬的日期。
1． 风水情况，墓碑的左边称为龙边，是碑体重要的部位。
这里要书写山向及山向线度、分金线。
如“立癸山丁向兼子午二分用丙子分金。
”其目的，为告示后人，即或遇到自然灾害的洪水冲刷，或战争破坏，后人仍可依碑上的风水情况文字，找到原来风水方向，重新立碑。
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 》：“（袁可立）葬之日为崇祯丁丑十二月二十七日，墓在郡城南，去祖茔二里许，即勅建之茔道，旨同隧者也
”2． 籍贯，在移民较多的公墓里，尤其客死他乡的人，在墓碑的左、右角最显眼的部位，都要刻上原籍的省、市、县名，也有的只刻地区和村名。
这是对故乡的眷恋，也为后人及亲友扫祭时，寻找墓位提供了方便。
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 》：“按状：公讳可立，字礼卿，别号节寰。
先世居凤阳，始祖荣，国初以战功屡调坚城卫百户，即今睢阳卫也。
遂徙于睢，代以德望著。
”3． 姓名，写在墓碑中心部位。
这里称“中榜”。
在书写墓主名字时，其字数多少，与风水吉兆相关联。
为尊敬长辈，过去加了许多尊敬的词，如父亲称考、显考，母亲称妣、显妣，男子加公、府君，女子加氏、孺人。
而且字数多少依“生、老、病、死、苦”五个字循环应用。
其中以落在六、七、十一、十二、十六、十七的“生”、“老”二字上为吉利。
落在“病”字上中等，落在“死”、“苦”二字上，则不吉利。
所以拟中榜之字时，尽力用吉兆格式的数字。
如：“澄新江社十九世浩封奉政大夫考泉源邱府君佳城”，长达21字，正合“生”格，最为吉利。
如果夫妻二人名字写在碑上，则按左尊右卑来排列，男左女右。
民国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陵墓》：袁尚书可立墓在（睢州）城南五里，骆庄南里许，碑刊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袁节寰（袁可立）墓。
4． 生卒年月日，写在中榜两旁，仍依男左女右，年月日能写齐全最好。
因为日久年深，户口注销，传来传去，隔几代要找到先人生卒年月日，则十分困难。
明 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皇帝御天下之七季癸酉十月十一日，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终于家。
”5． 立碑人，包括子女、亲友、团体，都应写在碑的虎边，即右边。
其子女应全部写上，已故子女可在名字周边加框。
仍是依辈份长幼，自左至右排列。
也有不愿流露姓名者，可写子女敬立或叩立、百拜敬立。
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 》：“大明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十二月二十七日男枢（袁枢）泣血纳石”。
6． 造墓或重建墓时间，刻写在碑的虎边。
中国记载时间的文字很多，有公元、农历，时节写冬至、清明者居多。
年代日期亦多用干支。
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地支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结合起来，用以表示历法上的日子或月份。
如甲子、乙丑……。
还有些文人将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用十二个月均分，每个月另有名称。
如一月称孟春，二月称仲春，三月称季春；四月称孟夏，五月称仲夏，六月称季夏；七月称孟秋，八月称仲秋，九月称季秋；十月称孟冬，十一月称仲冬，十二月称季冬。
《红领巾心向党》的观后感
红领巾，它是少先队旗的一角，每天，我们都在胸前系上它去学校。
中国少先队代表着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我们中国是一条龙，我们也是龙的传人“巨龙脚低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以八荣为标准：热爱祖国。
服务人民。
崇尚科学。
辛勤劳动。
团结互助。
城市守信。
遵纪守法。
艰苦奋斗，做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少年。
我，身为一名小学生，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耳闻目睹了身边的人和事。
有的让我激动不已。
泪流满面，有的让我痛恨不已。
咬牙切齿。
瞧，学骑自行车的小弟弟不小心摔倒了，一群“红领巾”跑过去把他扶了起来，耐心的教小弟弟学骑自行车。
听，公共汽车上老奶奶说了声谢谢，便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是我们每个少先队员都应该做的，因为红领巾时刻提醒我们要做个好少年。
记忆中，那能与国旗相媲美的红领巾，包含了多少憧憬和希冀。
而今，望着胸前那一抹鲜艳的色彩，心中依然能洋溢起一阵激动，引起一番感慨。
在爷爷的孩童年代——解放初期，有了“中国少年儿童队”。
很荣幸，我爷爷成为了其中一员。
听爷爷讲，当时少年儿童队的创立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这支队伍曾经积极地参加了三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供不应求，于是每个成员都到田里帮助农民伯伯种稻子，收割麦子，几乎每天都是风餐露宿。
经过他们的努力，粮食状况有了好转。
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了少年儿童队。
这个组织开始逐渐壮大。
他们的努力帮助了广大的农民。
在爸爸的那个年代，中国少年儿童队已经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了。
我爸也当上了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据爸爸介绍，他们这支少年先锋队曾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积极地为人民送去关怀和帮助，看到别人有难处，大家纷纷出钱出力，听到哪家哪戸的孩子上不起学，大家轮流帮助补习……那时候他们认为劳动最光荣，助人最快乐。
所以在爸爸那一代少年身上体现了一种质朴、高尚的品格。
现在，我自己也成为了少先队的一员。
入队以后，红领巾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戴着它，我开始学着走人行道；戴着它，我开始在公共汽车上让座；戴着它，我开始坐在教室里好好听课……在学校里，我除了积极地投身于学习生活中外，还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团结友善，助人为乐；在家里，努力帮助父母分担家务事，挤时间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暑假里，积极参加各个层面的社会实践活动，坚持每天锻炼一小时……只要碰上困难，看着飘动的红领巾，我想到的不是懦弱的退缩，而是勇敢无畏的直面磨难。
因为我知道，只有不胆怯，才会越来越勇敢。
我要努力成为少年的先锋，我要以自己的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红领巾将见证我的成长。
看，那边的小弟弟高兴地玩着超人模型，一位高年级的大哥哥抢了过去，地说：“小孩儿，我玩一会儿。
”没等到小弟弟同意，他便玩了起来。
啊，坏了，一个新买的超人模型被他弄坏了。
小弟弟伤心地哭了起来，大哥哥说了一句：“活该，是你让我玩的，坏了难道还怨我吗
”说罢，他便无动于衷地走了。
这种行为是可耻的，身为一个大哥哥，竟然欺负一个脆弱的小弟弟，他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每一件豆大般的小事，都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
虽说是小事，可它蕴涵着一个深刻的道理。
同学们，真正能做到八荣的有几个呢
只要你肯努力，一切都会成功
我们是一棵棵向日葵，在阳光下成长。
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努力向上攀登，长大后一定要回报“太阳”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要知荣明耻，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狗枯脑茶的作文
林语堂，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
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
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
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林语堂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林语堂作品部分经典语录
【第1句】：爱春天，但是太年轻。
我爱夏天，但是太傲气。
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亡的预兆。
【第2句】：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照的余晖照上秋日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
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地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人的眼泪。
【第3句】：个人回顾他一生，也许会觉得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已然成功，也许以为还不够好。
在老年到来之时，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权休息，可以安闲度日，可以与儿孙在亲近的家族里，享天伦之乐，享受人中之至善的果实了。
——
【第1句】：
【第2句】：3句录自《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第4句】：错，在这个世间是委实有泪的，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事上流泪而已。
世上有欢喜的眼泪，哀愁的泪，爱的泪，宽恕的泪，母子间离合的泪。
有的人听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感伤故事会流泪，有的人则对真正的美与仁慈流泪。
但无论什么人他感到要流泪的时候就尽管流他的泪吧，因为我们在未有理智之前本是动物，而流一点眼泪，不论是宽恕的泪，可怜的泪，或因真正的美而感到欢喜的泪，对于他总是有一点好处的。
——《看电影流泪》
【第5句】：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需十分清洁。
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丧失美味。
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地享受它。
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
但一个妓女如有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
——《品茶和交友》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
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
”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
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
”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
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
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
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
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
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
⑧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
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
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
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
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
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
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
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
⑨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
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
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
白璧德讲“文章纪律”。
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
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
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
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
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
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
”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语言运用上很“恣肆”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
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
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
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
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
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
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
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
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
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
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
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
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
”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
“嗾”者,使狗也。
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
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
”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
……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
”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
”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
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
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
”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
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
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
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
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
”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 ,“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
”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
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
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
”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
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
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
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
辩为论之一种。
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
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
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
《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
《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
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
“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
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
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
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
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
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
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
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
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
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
”“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
”“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
”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
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理者所难及。
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
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
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
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
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
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
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
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
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
”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
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
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
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
它以闲适为主调。
“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
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
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 这话可疑。
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
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
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
“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Essay)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
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
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
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
“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
给军训教官的一封感谢信800字左右
湘江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突破国民四道封锁线，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
战斗结果，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未能阻挡住红军铁的步伐，但红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缅怀长征英烈，本文特试就湘江战役及其意义与教训作一简单探讨，以求教于党史学界诸同志及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如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集中一百多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用五十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左右的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反而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由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转移的路线是经中央苏区南线，沿赣、粤、湘、桂四省边界，前往湘中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或去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突围部队以红一、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八军团为右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形成甬道式队列，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事前准备不足，行动仓促，仅极少数高级领导人知道行动方向，广大干部战士都不清楚，还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外线战略转移，不久还会打回来。
可谁知道，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十月二十五日，红军在江西与广东之间的王姆渡、新田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十一月八日，又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良田到湖南宜章一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的临武、兰山、嘉禾等地，大军西行，直指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为不让红军渡过湘江，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调集了二十个师近四十万大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一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并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统一指挥西路军（湘军）四个师，蒋介石之嫡系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周浑充部四个师，李云杰部两个师，李韫珩部一个师共十五个师负责“追剿”，广东陈济棠部在湘、粤、桂边境堵截，广西白崇禧部五个师在湘桂边堵截，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粉碎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罪恶阴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强渡湘江，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翼，红三、八军团为左翼，从凤凰山、界首之间渡江，占领要点，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
于是，一场长征史上，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壮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二、激烈的战斗，悲壮的史诗。
湘江，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州县东海洋山西麓，秦时曾凿有灵渠与桂江相通，史称湘桂运河。
湘江自广西流入湖南西南部后，再自西向东流经衡阳附近，然后由南向北纵贯湖南省东部到湘阴县芦林潭注入洞庭湖，全长八百一十七公里，为湖南省第一大河流，其上游多属石灰岸地层，峰峦起伏，滩多流急，并有潇水、春陵水、耒水等众多支流，素有潇湘之称。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下令分五路追击和堵击中央红军。
第一跻湘敌刘建绪二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
第二路薛岳率五十九、九十二、九十三师及第一支队由茶陵、衡阳插零陵，堵击红军。
第三路周浑元率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师进入道县，防止红军南下入桂。
第四路李云杰率十五、二十三师由桂阳、宁远等地追击。
第五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由临武、兰山追击。
并指定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入蓝山、江华等地防堵红军入粤。
广西白崇禧之四十三、四十五师集结于恭城、富州一线，四十四、二十四师于灌阳、兴安布防，十九师集结于桂林东北部，形成一个口袋阵，妄图以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将红军赶进口袋，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此时，红军离湘江还有几百里路程，而且前面还有一条潇水阻隔，蒋介石第一步计划是想将红军消灭于道县附近的潇水之滨。
十一月二十日，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二师奔袭道县，三军团出江华。
二十二日拂晓，二师四、五两团经二百多里强行军，袭占道县。
二十五日，红军主力全问在道县江华之间渡过潇水，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于潇水之滨的企图。
①蒋介石见第一步计划落空，即开始实施其第二步计划，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为此，敌二十个师，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包围过来。
敌第一路总指挥刘建绪判断红军要在全州附近渡江，便指挥其四个师先于红军占领全州，切断红军西进之路。
第二路薛岳部四个师进驻黄山河。
桂系白崇禧赶到桂林，将其五个师配置于全州、界首、灌阳等地。
周浑元、李云杰等部七个师在广西猛追。
然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眼见红军直奔湘北，为防止红军入桂，又防蒋介石以追堵红军为名派兵入桂，便将其五个师撤至灌阳和兴安一线，避免与红军决战，给红军西进让开了一条道路。
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分两路从界首与凤凰咀之间抢渡湘江。
一军团二师由道县出发，前卫红四团急行军抢占界首渡口。
将渡口交给随后赶来的三军团后归建。
二师另两个团在大坪附近渡过湘江，相机攻占全州未果，随即在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之鲁板桥、党山铺一线布置阻击阵地。
三军团在湘江以东的石塘街，新街一线阻击桂军。
五军团在东岸文市一带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这样，红军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多里的范围。
二十七日，三军团五师两个团在新塘与桂军第七军之二十四、四十四师打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英勇的五师部队挡住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三天战斗，五师政委钟赤兵负重伤，参谋长胡震牺牲；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继任团长文年生负重伤，团政委未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
两个团三千多人仅剩下一千余人。
②三军团四师在石塘村阻击中，师长张宗逊负伤，十团团长沈述清第一天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第二天又牺牲。
③六师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负伤。
二十九日，敌刘建绪四个师由全州倾巢出动。
三十日，敌先用两个师采用人海战术向一军团阵地猛攻，上有飞机支援，下有大炮轰击，然而，遭到了红一军团的顽强抗击。
激战一天，红军第一道防线失守，退守第二道防线。
十二月一日凌晨，敌四个师十六个团倾全力向一军团第二道防线猛攻。
一军团防守的二十里长的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形势空前危急。
凌晨三时三十分，中央、军委、总政联名给一、三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
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作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④为保卫中央纵队与总部安全渡江，英雄的红色健儿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中国”的口号下，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江上阵地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
由于寡不敌众，太部分阵地失守。
正午，在得知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后，一军团部队互相掩护，脱离了险境。
战况空间之激烈，实为历次战役中所罕见。
第一天，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
仅以一军团一师三团为例，该团长征出发时有二千七百多人，经历次战斗与此次湘江战役后，仅剩下八九百多人，伤亡成员过半。
⑤此外，留在湘江东岸殿后阻击追敌的五军团之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未能过江，全部壮烈牺牲。
红八军团大部被打散，七千多人，仅有一千多人突过湘江。
⑥其它各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八万六千余红军，损折过半，只剩三万多人。
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终于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天险，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之滨的计划再次破产，悲壮激烈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三、湘江战役的意义与教训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五十多万人，战况之激烈空前罕见，也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搏斗，因此，意义重大。
（一）湘江之战，尽管红军损折过半，由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自苏区突围后历次战斗中伤亡、减员、逃亡的数字在内），但它却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红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他不管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战无不胜，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军队。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在湘江天险也阻拦不了红军的英勇步伐，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二）湘江战役虽然使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用血的事实，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怀念与向往，对革命前途的担忧。
群心向北斗，希望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的思想在广大指战员身上反映得越来越强烈。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
十二日，中央军委左通道召开扩大的军委会议，会议开了一天。
会上，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湘江之战后的险恶形势，指出了蒋介石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一个十几万兵力的口袋阵，如中央红军仍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正好钻进了敌人的口袋，三万多疲惫之师的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部队应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境内，到敌人战斗力薄弱的地方进行休整。
毛泽东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正如后来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所强调的：“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⑦十三日，红军按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向贵州前进，再一次地脱离了险境，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就是长征史上有名的通道转兵。
在向贵州进军的路上，毛泽东同志又苦口婆心在继续做各级领导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
”⑧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军攻占贵州遵义。
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而正式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湘江战役引出的结果，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没有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就不会有通道转兵，不会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当矛盾着的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起质的演变。
湘江战役是变化的条件、原因，是转折的开始。
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无比正确，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是一次代价极大的血的教训，首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结果。
政治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者进入中央苏区后，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与苏区的正确领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
军事上，他们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奉为“太上皇”，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拱手送于他手中，而李德则自命不凡，坚持其错误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战略战术来指挥红军作战，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摆在什么地方都要按他的规定，而他本人则坐阵后方，依靠地图与电报来发号施令，从不上前线阵地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作战，片面强调正规化，致使红军与兵力、火力点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
结果，仗越打越被动，以致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其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这次“战略转移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⑨他们事前不向广大干部讲清情况，“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⑩行动时，“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行动。
”⑾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来个大搬家。
红军一反能打善变的常态，扬短避长，尽管五个军团形成甬道式阵式，保护军委纵队，但终因辎重太多，每天的行军速度仅四、五十里，而敌军则地上轻装急进，天上飞机轰炸，致使红军始终摆脱不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当一、三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六十多里的要点时，“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
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
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
他们仍然让人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
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⑿面对如此严重的挫折，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者博古深感无法向党交代，在往黎平的路上，唉声叹气，甚至拔出手枪准备自杀，只是由于聂荣臻同志的制止与劝说才作罢。
第三天在组织指挥上，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他们不懂得红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依托作战，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战略战术原则。
在长征开始后，红军突破敌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湘粤边广大无堡垒地区，此时，除追敌外，其它各路敌军尚未赶到，红军本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丢掉坛坛罐罐，采用运动战，主动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部或几部，以达到在湘粤边或湘中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之目的，战局或可能改观。
然而，此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反而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他们畏敌如虎，一直只想夺路西进，再加上“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勤部队，使红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丧失了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
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受到敌人的严重追堵截，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的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⒀这也是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最根本原因。
总之，湘江战役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它教育了红军，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指挥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挽救革命于危难之际，事实也证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二打遵义城，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机动灵活地甩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转危为安，写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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