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0日，当黄苗子病逝的消息传来时，张达自己也是一位八旬老人了。
面对《中国周刊》记者的拜访，他翻开一本相册，找出了一张拍摄于1994年的相片，黄苗子、丁聪、杨宪益、吴祖光等人聚集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一条楼道上，笑意盈盈地对着镜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这些已故的老人们组成的文艺团体“二流堂”，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张达站在照片中稍远的位置，背靠自己创办的“东坡餐厅”。上世纪90年代，这家餐厅作为“二流堂”经常的聚会场所之一，为这些文化名流的晚景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存照。
结缘东坡楼
一切是从一张招牌开始的。
1986年1月，北京阜成路上一间不大的门脸，在门外打出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宣传语，“四川风味、服务首都、老少咸宜、童叟无欺”，这宣告了东坡餐厅的正式开张。
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招呼客人的老板张达，是四川眉山人，苏东坡的老乡。在开张之初，他拜托川籍老乡、老报人陈樾山找人题写了匾额，四个大字，每个足有一公尺见方。后来他得知，为他写下这四个大字的人，叫黄苗子。
80年代，川菜馆子在北京很少，“东坡菜”显得尤其时髦。张达跟《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有家《乡镇企业报》写了一个报道，标题就是《顾客翘首问“东坡”》，大致讲的是，行经阜成路的公交车上，乘客都在问“东坡餐厅”到底在哪里。多亏了黄苗子题写的那块招牌，使得人们不需要太好的眼力，就可以在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中发现这家餐馆。
内行看门道。一天，一位顾客用过餐后，找来了老板张达，问道，“黄苗子怎么给你写了个招牌?”
一打听，这个人正是漫画家丁聪。张达看过他的作品，他高兴地告诉丁聪，自己一直都是他的读者。
“瞎玩、瞎玩!”丁聪一摆手，接着说，他今天吃完饭，回去就跟朋友宣传一下，他们经常聚会，往后有这么个餐厅就好，可以常来。
丁聪有爱好聚会的家风。他的夫人沈峻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年几乎每逢周六日，丁聪的父亲、著名漫画家丁悚都在上海家中招呼来一大帮朋友，“楼上楼下，电影界、戏曲界、音乐界，都是上海第一流的人物，没有什么事，就愿意凑在一起。”
如今，丁聪依然与一大批文化界的老朋友不定期聚餐，每次都由沈峻负责组织，饭费轮流出，也没有什么主题，全靠一个“馋”字。而东坡餐厅的菜显然不负众望，例如，四川有道名菜叫东坡肘子，它的传统做法，一是讲究带皮，二是在调味上突出姜汁。而东坡餐厅的这道名菜，不仅突出肘子的酸辣姜汁味，还能与酱烧、稀卤等味道适当地调和在一起，奇香无比。
“一道东坡肘子上来，筷子全都伸上去了，筷子一卷，谁手快谁就先将皮抢走。”沈峻至今记得当时的“壮观”景象。自丁聪夫妇将东坡餐厅定为聚餐地点之一，这些筷子的主人，可以报上一长串如雷贯耳大名，例如黄苗子、冯亦代、夏衍、杨宪益、吴祖光等等，张达后来得知，这批人有一个统一的别称“二流堂”。不能来的老人，餐厅还可以送餐。当年在丁聪的介绍下，东坡餐厅给住在中国画研究院的叶浅予送去了一只“东坡肘子”，另加几碟四川菜，据说，一向不吃辣的叶浅予用筷子夹了一大块肉入嘴后，大声赞好。从此，张达每周末中午都要给叶浅予送一次菜。
名头打响，常来东坡餐厅聚会的名人越来越多。1990年，东坡餐厅举办了一场为夏衍祝90大寿的聚筵，参加者除了丁聪、叶浅予，还有著名艺术家黄宗英、黄宗江，作家王蒙等。张达特意上了范用最爱吃的卤牛肉，丁聪喜欢的拌笋尖、豆腐干拌花生米和四川泡菜，他总结道，这些人的口味是“乐必思蜀”。事实上，他们之中没有一位四川人。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发生在这次聚会上，席间，身为浙江人的黄宗江忽然说，四川泡菜应该在吃饭时上桌才合适。
这是只有行家才懂得的门道。
共同的命运
1943年，抗战硝烟正浓。在重庆，一位名叫唐瑜的华侨为了周济文艺圈的穷朋友们，自费建造起一座可住十多人的房子，起名“碧庐”。很快，这里一时间成为文化名流荟萃的场所。曾在这里下榻的主要人员有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高集、高汾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经常来此的则有丁聪、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夏衍、潘汉年也与他们关系密切。由于这些人生活不拘形迹、自由散漫，有时便以“二流子”自我嘲讽。有一次郭沫若兴致冲冲地跑来，要题匾“二流堂”，后来因为纸墨没有准备好而作罢，但“二流堂”这个名字从此便传开了。
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二流堂”的大多数搬到了北京，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同样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还有远在成都的张达。1950年10月，这个17岁的年轻人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那时，这个小伙子还没有体会到“战争”的全部意义，他只设想了两种结果，“要么就牺牲了，要么就胜利凯旋了”。可命运偏偏让他走了第三条路，在第五次战役中，他成为了被俘的两万名志愿军战士中的一个。两年后，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战俘营开始对回大陆和去台湾的战俘进行甄别。张达被带到棚子里，对面左右两边各开了一道门，一个人问道，“你是去自由中国呢?还是去共产大陆?你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张达生怕说错，特意用了全称：“我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被看守一脚踹向左边的门，他冲出去，不管认不认识，抱起守候在那里的战友，热泪盈眶。
回国后，张达和所有被俘人员一起集中在辽宁省昌图县。一开始，上级还安排他们参观工厂，“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然后，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政治审查，以及战俘间互相揭发“变节行为”。最终，张达复员回家时，已经被开除团籍。他拿着复员军人证、残疾军人证找家乡政府民政科落实待遇，工作人员看看他，“你不是失踪了吗?……你是不是投降敌人了?”此后，他两次报考大学，都因“控制使用”的内部档案而被刷了下来，在人们歧视的目光中，他只能跑到岷江当纤夫。
与此同时，“二流堂”的人们也领略到严冬将至的气氛。1955年4月的一天傍晚，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请潘汉年吃饭，发现这位老朋友有些闷闷不乐。当天晚上，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吴祖光若干年后在东坡餐厅的聚会上提起这段，依然心有余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