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出门前，57岁的上海退休女工王炼利一定会涂上口红，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哪怕只是去菜场买菜。下6楼，右转，经过树下一群剥毛豆、逗孙子、扯着家长里短的退休老太太，她总是瞅都不瞅一眼。
“我不属于她们，至少在精神上。”她说。
事实上，“属于哪个群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王炼利。退休后，王炼利写了几篇经济论文，并开了一个关于经济学的博客，逐渐在经济圈里赚到一点名声。在公开场所，她喜欢被人称作“王老师”，尽管她只在学校读到初中二年级。她是一个开了17年车床的退休女工。如今，她仍住在二十多年前的房子里，沙发、书柜、缝纫机挤满了不到十平方米的客厅。退休后，第一个月拿到865元退休金的她清楚，自己其实跟楼下大多数退休工人没什么区别。
但她并不甘心。从一开始，她就不愿意接受“小人物”的命运。她从小的理想是当政治家，刚上初中，就跑到华东政法学院，看国际政治系什么样。12岁那年，她甚至一个人跑去上海青少年宫看秋瑾的血衣，她崇拜英雄。
只是，和大多数被淹没的普通人一样，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文革中止了她的学业。1977年，女工王炼利在刚恢复的高考中考了高分，但因政审不合格，她不得不再次回到机器旁。8年后，生性好强的她通过了17门课程的自学考试，成了四五千人的造船厂第一个靠自学取得大专学历的工人。
起初，王炼利的文章并不受内地媒体重视。于是她转而把论文投到香港，甚至放到网上。她经常给著名学者写邮件，兜售自己的观点。渐渐地，她的论文在圈内有了一定影响。
她自称自己“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退休女工”，然而她的家人丝毫不觉得她“著名”。她的论文，她老公一个字也没读过，她的儿子也称“读不下去”。有人问她：“退休了，抱个孙子享享清福，折腾这些干啥？”她说，搞学术研究的乐趣“无法用言语形容”。按她的解释，做这些事最直接的原因是，她必须拿出数据说真话，以反驳某些官员的“谎言”。
1967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王炼利在离巴金仅几米远的地方高喊“打倒巴金”。38年后，再见巴金时，老人安静地卧在玫瑰丛中，永远睡着了。在无数的挽联中，她记住了一个：“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走出殡仪馆，她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说真话。”
然而一个退休女工在学术圈说出真话并不容易。偶尔，王炼利也会受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有一次，她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工作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她被写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很多专家学者都称她“王老师”。但当她在发言完毕及时对身份进行更正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脸变得比六月天还快”。
她甚至破天荒地被邀请到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讲台，与她同台演讲的都是世界名校的教授、渣打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不过，当翻译介绍她时，说的是研究员，而不是退休女工。2007年11月19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知道了她的身份，就邀请她给研究生班讲了次课。她第一次真正成了“王老师”。
为了弄清楚保险行业的一些黑幕，她假装想当保险推销员，参加了两三个月的保险经纪人培训，后来，她就此写的关于保险的文章，挂在一些保险公司的网站上。但更多时候，她对“女工”的身份感到无奈，她的名片“空荡荡的”，没有职称、单位，只有名字、电话。她说，郎咸平的名片也这样，但人家是名人，完全有资格空着，而自己实属无奈，难道名片上写“退休女工”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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