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汪峰

世俗意义上，汪峰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金钱、名声、美人，他都拥有;嘲讽、调侃、谩骂，他也承受。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花火》

他勤奋且刻苦，也自信而骄傲。

他创造了一种音乐上的“汪峰范式”——熟男、阅历、财富上的成功以及精神上保有的反思性。他擅长用动听的旋律表述一些看似痛彻心扉其实无伤大雅的拷问，他所表达出的对于成功路的沧桑回望和精神上的迷茫切准了当下中国“伪中产”阶层的精神趣味。这群缺乏自我身份认同的、突生出的伪中产阶层，需要一种安全的拷问内心的方式和表演性的反思。

汪峰无意中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背景音乐。这群人为汪峰默默买单，也使得汪峰在他们心中成为了精神意义上的代言者。如今，汪峰是中国最富有的摇滚歌手。

红人

“对着镜中的我仔细端详，这是个怎样陌生的人啊。”——《一瞬间》

娱乐圈的残酷在于，你是否深陷绯闻和八卦，是否能被公众戏谑与消费。汪峰得以进入这个靶环，大致是从2011年他与女友葛荟婕在微博高调呛声开始的。在那之前，汪峰被定义为一个人文歌手，私生活被巧妙地屏蔽于媒体的逼视之外。但汪峰与女儿的亲子鉴定之后，汪峰的现实形象被诡异地悬挂在精神拷问者和滥欲的贪欢者之间。

汪峰乐于在歌中唱着“飞翔、翅膀和远方”，但2011年之后，他总是陷落于前妻、劈腿和子女赡养之类的俗常陷阱。对于“存在”这种终极意义撕心裂肺的追问和前妻对自己的婚姻态度声泪俱下的控诉之间，突然间出现了一条黑色幽默的裂缝。他的歌迷一边被他深沉的歌词打动，一边对他迷乱的私生活感到困惑。这中间的落差似乎把汪峰愈发打扮成了一个虚伪的形象。

“我和汪峰同学经常交流关于各自的情感和私人生活的话题。他就是个普通人，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明显的缺点，有血有肉，难道这不好？”汪峰的朋友、昆明电台主持人曾克这样评价。

2013年9月，汪峰发布了自己离婚的消息，称“开始一个人清澈的生活”。但那一天，几乎就注定了他无法清澈的生活。同一天，在被王菲离婚的消息掩盖了光芒之后，网友踏上了调侃、消费汪峰的漫漫征途。“帮汪峰上头条”，成为了一个长时间内的全民娱乐项目。“这个只是一个事件。我都不知道谁发起的。它已经这样了那又能怎么办呢。”汪峰有些无奈。但他从不避讳自己要成功的欲望。只是最初，对于调侃，他也有愤怒和郁闷的时候。“会有很难受的时候。”他点了根烟，慢慢说道。

“有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也调侃调侃他，有时候也安慰安慰他。他后来好多了，也自己开玩笑自嘲说要上头条什么的。”与汪峰合作十年的吉他手冯冲回忆。

调侃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从“中国好声音”舞台上询问学员有什么梦想，到汪峰同款眼贴的搞笑事件，任何一条汪峰的新闻后面，他都被打扮成充满心机的角色。某种程度上说，汪峰注定无法躲开这一切，这是成功的代价。

导演

“你有没有看见手上那条单纯的命运线，有没有听见自己被抛弃后的呼喊。”——《硬币》

汪峰从助手手中拿过一把小提琴。他拉了几个小节的旋律。“一个月没拉，又他妈废了。”说完，自己大笑起来。他准备在演唱会上秀一段荒废多年的专业。如今，汪峰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巡演曲目，有的是人接盘为他办演出。但以前绝不是这样，他不是那种一出道就一切顺遂的歌手。

2004年出版的唱片《笑着哭》，某种程度上是汪峰不断试错之后的一次偶然的校准。其中，那首日后成为名作的《飞得更高》切准了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气息，昂扬而振奋，用一针针鸡血和鸡汤为自己不明所以地加油。

那首歌的商业成功，与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相比于模式化的主旋律歌颂者，汪峰更加民间，更加市场化，也更加贴近普通人群。不久，它被出人意料却也情理之中地被选为“神六”发射直播的主题曲。

《飞得更高》爆红之后，汪峰第一次开始迎接真正意义上的、巨大的商业成功。当时，更多的人把他当做了一个励志摇滚歌手。出场费由三五万元变成了十万甚至十五万。“但是你的生活也随之改变了，你要去花很多钱。它不足以让我觉得生活已经很无忧了，没有。”汪峰回忆，“我写那首歌就是想告诉我自己，我可以飞得更高，就是这个意思。”

2005年的《怒放的生命》成为了一次完美的继承。汪峰终于开发出了自己作品中隐含的商业价值。对于音乐创作者来说，你悲伤而深刻，就只能赢得小圈子内对于音乐和情绪的赞赏，当你昂扬而主动，所吸引的就是更广阔的资本和受众，所以，汪峰似乎决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从这两张唱片开始，汪峰似乎已经开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又能被大众接受的典型范式。他也开始渐渐与他日后最重要的一群受众——中国新生的中产阶层——尝试对接。

“我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针对每张唱片专辑，要往哪个方向去特别重视，我对专辑的结构性特别看重。我希望每张专辑有那么一两首像《怒放的生命》和《勇敢的心》这样的，我也需要。百分之七十的主体，我需要的是像《美丽世界的孤儿》，就是更摇滚，然后有那么一首或者两首，直接是写爱情的。”汪峰这样自我分析。这是他后期得以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不只是个歌手，还是个导演，他极其清醒地懂得为自己的音乐布局谋篇。

艺人

“我再也不想麻木，再也不想任人摆布。”——《小鸟》

汪峰在创作上的勤奋和职业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普通人只在新闻里看到汪峰逛街、谈恋爱和打牌，但他们很少知道，汪峰在几乎所有旅途中都带着吉他，很多歌都是在各地的酒店里写出来的。职业化的做法让他积累了庞大的作品数量，这是日后他取得商业成功的基础。

但在签约华纳公司之前，汪峰的生活一点都不好。多年后，他在那首名作《春天里》中唱的是他绝对真实的写照。“3000块钱的房子，我得借钱去交房租。”汪峰回忆。但当时，他已经有了歌迷，那首《晚安北京》和《小鸟》被广为传唱，但就是赚不到钱。从小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的汪峰，毕业后进入了中央芭蕾舞团，年纪轻轻被领导看重。但一个沉迷于罗大佑和鲍勃·迪伦的年轻人，不甘于在一个事业单位里给《红色娘子军》伴奏。他看着比他大十岁的乐手们，排练之余就是打打麻将，去食堂打饭，吃完回家。他感到恐惧和厌恶。

于是，像他的前辈崔健一样，他离开了乐团。其实就是下海。汪峰经历过这个领域最坏的时候，彼时，他还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主唱，出版了两张唱片，主打歌被广为传唱，但每张唱片给他们带来的实际收益是每个人分到三千多块钱。汪峰成立乐队的时候，正是中国摇滚乐突然火爆，又迅速迎来霜冻期的时代。一些小乐队纷纷转入地下，热爱blues并且是音乐科班出身的汪峰，显然看不上粗糙的地下乐队风格，又认定自己可以超越前辈的影响。相比于缺少音乐知识储备的中国摇滚音乐人，汪峰不但明确地知道音乐可听性的重要性，而且从最初就不回避地想要得到商业上的成功。

“我只是希望自己不要过于狼狈。过于狼狈和过于困苦，除了对心灵是一种锤炼之外，实际很多时候是对你做的事情是有伤害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对于内心的摧残是大过磨练的，因为我会发现，在那个阶段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写一些歌的时候，都开始抱怨。”汪峰说。

那时候，汪峰的演出也不多，每天就是写歌和排练，所以，当时他有大量时间用来思考自己为什么过得那么差。他没有像野路子的摇滚乐手那样陷入自暴自弃或者羡慕嫉妒的漩涡中，而是一直在寻求逆袭的可能。音乐上的可听性与多样性，歌词上与中国时代思潮必须紧密相关，这两点是汪峰始终未曾放弃的东西，也最终成就了他的商业价值。

直到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许晓峰给汪峰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餐吧见面聊了40分钟。许晓峰递给汪峰一份几厘米厚的全英文合同。某种程度上说，这40分钟改变了汪峰的一生，经过两个月的挣扎和考虑，他放弃了合作多年的乐队伙伴，独自一人加盟华纳唱片。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背信弃义的骂名是他必须背负的原罪之一。在那两个月的挣扎中，对成功无比渴望和迫切的汪峰就把这一切彻底想清楚了。

从那开始，汪峰正式把自己看作一个“艺人”。在那之前，虽然也有通告和演出，但他更像个音乐人，某种程度上说，离娱乐圈还很远。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必须要这样的看待自己，才是尊重自己的事业和身边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老板、同事。我有独立的人格，我有个性。可是难道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标准的艺人，这些就没了么？凡是有这种概念的都是脆弱的。”多年后，汪峰这样回忆。从那开始，汪峰就已经洞悉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开始在奔向成功的路上加速。他延续了以往作品动听性的同时，也懂得妥协。比如，最初，他要求演出时一定要带着乐队，“后来我发现，如果坚持这一条的话，将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演出机会没有了。”他说。于是，他开始自己独立登台。“我希望我能够在职业歌手、艺人里，越做越好。我需要有经济来源，我需要有钱。所以我一点都不避讳所有这方面的想法。”汪峰说。

在那之后的故事，全民皆知。汪峰开始顺风顺水，身价暴涨，知名度激增，他拥有了大量的演出邀约，获得了商业代言广告，成为选秀节目的导师，也开始被全民调侃，在前妻和前女友的口诛笔伐声中，最终向章子怡求婚成功。

汪峰获得了一个艺人意义上的成功，也承受着这一切所附加的代价。如今，他自己成立了工作室，每年要进行数十场巡演，这还不算商演的场次。他说，焦虑和惶恐，他总会有。但也从不讳言对生活的满意。只是，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或者如同他在歌中写的那样，在街头伫立一会儿。他说，有时他和章子怡去看电影，要等灯黑了之后，戴着口罩小心翼翼地进去。他再也没有办法在路边抽一根烟，看看人来人往。他只能透过那辆紫色劳斯莱斯的车窗，望一望自己歌唱过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