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班升任主管领导给予的评语
主管领导评鉴意见是对员工工作自评或者述职报告的一项确认性质的评价意见。
一般情况下，主管领导在审阅过员工的述职文案后，针对员工文中所提事件看法或者自我评价进行意见反馈。
一般格式是：
【第1句】：对于员工业绩提升、能力增长等正面自我评价，情况属实的，给予积极评级，鼓励员工再接再厉。
【第2句】：对于员工工作差错等负面评价的，给予提升建议，并鼓励员工取长补短，不断进步。
【第3句】：对于员工自评中没提到的典型优缺点，主管领导可以针对性的提出并给予相应评价，力求本次评价综合全面的体现员工工作情况。
我是一名 中国石化加油站的员工 近期被评为优秀加油员 单位领导让写一篇工作感想两千字左右吧
一表拥护上级领导的决定二表示对上任领导的绝对支持三表示工作上积极配合，坚决服从。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升为部门主管当时如何发言
第一，简明阐述在当组长期间你做了些什么（尤其在人、材、物的管理上）。
发现了那些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
第二，在这期间你哪些工作做的好，给企业带来的哪些好处。
哪些工作做的不理想、工作做的不到位。
哪些工作做的不好，给企业造成了什么
第三，假如升职为班长，你首先要做什么
从哪个方面下手
你发现在你工作范围内还存在哪些问题
怎样才能解决
通过你的努力会有哪些改变
给企业会带来的效益如何
写此报告语言要干练，抓住要害，实事求是，切莫大话、套话、空话。
祝你好运
“花园口事件”是怎么回事
1938年4月，李宗仁（实力派，抗 日，处蒋介石控制挤兑，后与蒋匪决裂，参加中共的统一战线）指挥台儿庄大捷后，一向畏日如虎、处处退让的蒋介石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判断形势，从他著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
他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借李宗仁等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
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
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
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
而且，从各处调来的机动部队就这样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造成不利影响。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
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
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地方实力派，抗 日名将，处处受蒋介石控制挤兑，后与蒋匪帮决裂，举行起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
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爱将，却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
桂手下的蒋嫡系第二十七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
日军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开始全线溃退，邱清泉部下的装甲战车跑得更快，一溜烟地驶离战场，往兰封以西的地方逃去了。
败退的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桂永清也跟着逃命去了。
败兵一直退到了开封附近，才陆陆续续被收容了一些。
这与许多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如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张自忠部在台儿庄的表现真是天渊之别。
中国半壁河山，大部分都是因为老蒋的嫡系无能而失。
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亲戚，轻失兰封使整个战役失败，桂永清却没受到蒋介石的什么大不了的处分，后来反而官运亨通升任海军总司令。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
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所部又不战而逃了。
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让位于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
黄杰是黄埔生，老蒋的爱将。
他逃跑的“理由”竟然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
一个军就因这个可笑的“理由”而跑了，这个理由，甚至比韩复榘弃守济南的理由更加荒唐。
黄杰因这个“理由”放弃战略重地，同样未受蒋介石什么处分，这不知让不惜耗尽元气也拼死坚守台儿庄的西北军孙连仲部作何感想。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
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
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
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
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
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
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在此过程中，明知扒堤受损最大的是中原无数百姓，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
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
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
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
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从军事角度分析，事实上，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在持久战中，多这几天少几天，那是无关大局的。
但是要坚持长期抗战，则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战争潜力，保存人民的力量，这是根本。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
其实，蒋军早有决堤设想，只不过最后决堤的决心是桂永清和黄杰两支蒋介石嫡系部队逃跑造成战局更加不利时作出的。
因此，如果蒋当局心中装着中国人民，早就可以用其他理由将可能受到水淹的群众事先撤走，以策安全。
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从军事上看，这次封锁消息不通知群众的做法也是完全没必要的。
因为既已决定决堤，敌军即使得到消息而后退，也同样可以起到为国民党军争取一些喘息时间的作用。
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八十九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 屠 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八年抗战中中国损失的3500万人口的
【第2句】：5%，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
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
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
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因此而死的中国人民，还没计入上述八十九万人之内。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
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
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就彻底改道了。
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
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
又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因此死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
而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
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声称让泛区人民早日回家，结果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才终于完成。
不久之后，蒋介石集团为了进攻我中原野战军，又一次罪恶地妄图决黄河之水淹没我军及解放区人民，称“可当四十万大军”，幸而中原我军坚决执行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挺进大别山，才使中原人民避免了一场新的没顶之灾。
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算是回归了故道。
但是黄泛区的生存环境仍然十分恶劣，耕植条件严重恶化，继续给当地人民造成灾难，直到解放后经过长期的治理，才得到好转。
在大陆时，蒋介石从来不敢承认是自己下令扒开了花园口，后来台湾编写的“抗 日战争史”承认了这件事，总算替蒋介石认领了这份历史旧账，但却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说成是抗战的需要。
不过，无论怎样辩解，“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 黄泛区”这两个词也成了蒋介石的终生大忌，从来不愿提及。
蒋介石和他的嫡系势力更不敢提及的是，正是因为以桂永清、黄杰为代表的蒋介石中央军的叛卖行为，才使得兰封战役以至整个豫东战局不可收拾，这是造成花园口决堤这一人间惨剧的直接诱因。
【第1句】：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 ）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
“九一八”事变 事变概述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18日本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第1句】：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
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
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
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第2句】：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
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第3句】：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第4句】：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
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
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第5句】：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第6句】：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第1句】：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第2句】：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第3句】：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
【第1句】：第
【第2句】：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第4句】：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
【第12句】：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
【第5句】：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
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
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第1句】：国民政府
【第1句】：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第2句】：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
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
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第2句】：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第3句】：日本政府
【第1句】：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第2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
（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第4句】：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
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第5句】：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
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事变思考 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
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
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
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
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
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
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
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
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
这是个大醒、大幸。
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
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
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
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