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敦煌的感言

敦煌感想

莫高窟（敦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的西端，甘肃省敦煌市，敦煌，在一个不错的著名的壁画和塑像。

它始建于前秦时期的16个国家，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建设后，形成一个庞大的规模，现存洞窟735，45000平方米的壁画泥质彩塑2415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现代发现的藏经洞，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的，专业的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 - 敦煌学的学科。

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敦煌莫高窟的感悟

敦煌莫高窟的感悟也就是感受到古人的。

传奇的力量。

对于敦煌文物的流失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敦煌艺术是佛教的艺术。

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国外，始终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文化的发掘、传播、借鉴、融合有其偶然性，更有其的必然性。

围绕着敦煌文物流失国外，被国人认定的“文化强盗”的，可已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斯坦因、伯西和……,但有意思的是,在当时国外普遍认为，以及当代中国的少数学者看来,除个别采用卑鄙的手段获取者如美国人凡尔纳之流外，大多数考古、探险者，特别是斯坦因、伯西和等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东方文化的学者之一，而且具有为考古和文化发现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人格。

与斯坦因、伯西和们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往前追溯1200多年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担当学法求经的大量的僧人们，前往天竺佛教学习和传播的佼佼者者，却成为中华文化史上彪炳史册的大师。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文化交流日趋丰富的当今，把两者加以比较，便引出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

这就是，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怎样的心态对待文化的传播

我们不妨先从几个历史人物说起。

在几千年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只有上僧人、商人和军人。

商人的趋利性打通了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茶叶和陶瓷的输出，客观上为中外文化交流创造的条件。

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的军人，在马背上挥师西征，但只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瞬间的定格。

而只有僧人，凭着对宗教的虔诚和热情，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取得真经，在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交流者和传播者。

僧人的宗教热情和执著却为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更直接更重大的贡献。

自2500多年前，与老子、孔子同时期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并经阿育王于1500多年前的护法弘法，古印度（天竺国）佛教兴盛并逐步跨越帕米尔高原、翻越喜马拉雅山传入西域、中原。

自魏晋以来，中国的统治阶层便不断派遣大德高僧前往天竺，求取真经，拉开了“佛法西来”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序幕。

最著名的僧人至少有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

东晋时期西行求法最著名的僧人是山西人法显，公元339年他率10人从长安出发，经30余国，到达北印度犍陀罗国都城（今阿富汗白沙瓦帝），这里是天竺国的佛教中心。

后又到中印度，再经海路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历时15年，于412年，九死一生，仅他一人返回。

获得经书若干，撰写了《法显传》、《佛国记》。

北魏时期高僧宋云，是敦煌人，比法显晚近180年到天竺国。

公元518年11月，从长安出发，一年后到达波斯，再转向南到达北天竺的犍陀罗国都城。

历时五年，带回大乘妙经170余卷，于522年2月返回洛阳，并将所见所闻及风土人情写成《宋云行记》。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晚。

于宋云晚100多年赴天竺国学、取经的大唐玄奘，629年（贞观三年）从长安出发，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历11国，据说带回佛舍利150颗，梵本佛典657部，回到长安。

而在1000多年后的20世纪初，在中亚古代文明的考察、发现、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中，也走来了这样一些的探险家和学者。

斯坦因，有人把他誉为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也有人说他是丝绸之路上的盗贼和魔鬼。

评价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给斯坦因的一生赋于了传奇色彩。

他一生获得的荣誉和唾骂，都与尼雅和敦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斯坦因是匈牙利裔英国人，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精通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

他为印度政府工作时，便相信在中国干燥的沙漠中，定会保存着当时欧洲学界苦思不解的东方学问题的证据。

于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他毅然走上东方探险之路。

四次进入尼雅、两次到达敦煌，把他的事业、名声推向辉煌的顶峰。

斯坦因探险成癖，终身未娶，直到八十多岁时还率对进行着探险壮举，穿越当年亚历山大率军由印度河向波斯狼狈溃退时的路线，并把生命最后一息留在这条路上。

伯西和，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学天才。

除了其欧洲母语外，他还精通古汉语、梵语、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西夏语、安南语等十几种语言。

27岁即作为法兰西中亚考察队的队长，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

现在看来，一千多年前的法显、宋云、玄奘与一千多年后的斯坦因、伯西和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文化的探寻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历经艰难险阻和身心磨难之后，满载而归，并在文化研究、交流和传播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在汉唐盛世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在天竺国佛教鼎盛时期去朝圣、学习的，而后者是在包括犍陀罗文化、尼雅文化、楼兰文化、西夏文化等古代中亚文化衰败、毁灭一千多年之后，在晚清政权摇摇欲坠，国人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甚至是冷漠麻木的情况下来探险、发现和挖掘。

可以说，两者都是当时的时代选择、成就了他们。

马克思在他在1853年写的《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过：印度社会完全没有历史，至少没有被公认的历史。

意思是说，历史上多次被外族的殖民统治毁灭了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而正是法显的《佛国记》、《法显传》，宋云的《宋云行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及大量的翻译经书，佐证了犍陀罗佛教中心的辉煌，梳理、填充了世界佛教史，也为弥补、修订古印度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斯坦因的《中亚腹地考古记》，伯西和的《敦煌石室访书记》及其对敦煌学的研究、对元史的系统研究的巨著，向世界揭示了中华文化的近千年的辉煌。

一部世界史，便是一部循环往复，不断杀戮、征服、创造、毁灭的历史。

而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最具有终极力量的，不是战争。

当一切侵略、战争、杀戮，都被历史风干了血腥之后，留下来的却是文化。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世界文明史，在今天看来，保存最完整、最有秩序和传承意义的大多是宗教文化。

一个民族，惟其具有博大的胸怀，才更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和厚重；一种文明，只有具有兼容并蓄的品质和气魄，才更具有生命力、传承力和创造力。

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大都支离破碎了，惟有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脉络清晰，没有断层，未被肢解，这也许与中华文明超长超大社会历史有关，也必定与其有着巨大的内敛性和包容性特质有关。

孝文帝的变革，使北方鲜卑族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迅速融合，为后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并与儒学、道教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化，揭开了中华文明历史崭新的一页。

包括敦煌文物在内的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尽人皆知、无可回避的事实。

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家、文化大师们都怎么了

何以在对待诸如斯坦因、伯希和们的问题上，竟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

反思这一文化现象，归结起来无非两条：一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是看待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的分水岭；一是在站在人类文化传播的广阔视角看待民族文化，还是囹圄于狭隘的民族情感旋涡不能自拔，就会得出不同乃至相悖的结论。

揭开历史的面纱，以科学的态度和勇气，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羁绊，校正史论的偏差，为仰之弥高的大师们正名，是史学家和学者们的应有的态度。

摘自：强盗与大师-------从敦煌文物的流失说开去（西北寒山）

敦煌莫高窟的历史

四个字：流连忘返

敦煌莫高窟的起源

那就自己认真看看《敦煌》，发表自己的感想，这样写出来的作文最好。